1997年2月，我国在美国成功地推翻了一起不利于中国的判决，为国家避免了1400万美元的损失。近期在读者中流传的《胜诉在美国》（光明日报出版社，1998年2月）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律师不辱使命、翻案在联邦法庭的现代传奇。
日前，记者采访了该书作者、开来律师事务所的创办者开来律师。
□您曾明确表示不愿意接见任何记者，但是又做了这样一本“自我采访”，这是否意味着您也愿意表达自己的感受，只不过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式？
■这本书因为不是为写而写的，所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和意图，我在自序中谈了这个过程。因为打过这个官司后，我发现大家特别重视它，不断有记者问我一些问题，而这些问题和我的体会又总是对不上，所以我同意做一次自我采访，让人家了解我的真实感受。
□如果这个官司没能胜诉，您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吗？
■如果这个官司没有胜诉，我也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。不过说实话，打官司不是打球，球场上就可以论输赢了，它是一个奋斗的过程，或者是争取胜利的过程，根本不能想输的问题，也不能有输的意识。如果这场官司现在还没有赢，我现在也不会认输的，此时我就争取坐在美国法庭上，告诉你我在争取胜诉。一般人打官司首先关心的是能不能赢，律师关心的是你占有多少理？你下多大决心去打？当时大连市有一句话，砸锅卖铁也要打赢官司，有这么一句话，当律师的就值得为他们一拼了，何况事件本身就是外国商人处心积虑欺诈中国的企业，而在发生官司后中方又因为缺乏经验，才导致的这种后果。律师只能有一个态度，决定了要做的事情，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，就要全力尽人事，而后听天命，未尽人事先算命，在输赢的利益关系中比较来比较去，是无法打官司的。
□你们到达美国后，开始通过美国公司、顾问公司等各种手段向大法官介绍中国文化，改变他对中国已形成的成见，效果不错，那么美国法律也是很讲究攻心之术的？是法律文化的所谓“渗透”吗？为什么你们长达300页的动议书能够震动了大法官，竟能达到这样的效果？
■如果说我们做文化沟通可能比说文化渗透更准确一些。长期以来我有个体会，中国人对于外国事务的理解力，比外国人对于中国事务的理解力要强许多，中国人改革开放的意识很强，容易否定自己，接受外国文化。但多数外国人对于中国是很陌生的，甚至有很多误解。对此，我们心中有数，知道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各种误解是怎样形成的，但外国人并不知道他对你有误解，所以沟通的主动权在我们手中。我的老师王铁崖教授一直教导我，法律的后面是文化在发生作用，文化包括对问题的理解方法，甚至习性问题。你要去打一个官司，实际上是去向法官说明了一个事实真相，说明一个判决是冤案，所以打官司的本质也是一种沟通。先要寻找共同语言，比如我书中所讲到的如何把事情从灰色地带中增加黑白对比度。如果没有事前的文化沟通，法官理解力再强，也很难一下听懂这么长的一个故事。我们的动议书，也是采用了这种沟通的技巧，没有把它做成完全格式化的法律文件，而是汇集了情理法这种沟通的功效。
□整个过程中，开来事务所和这一方的许多人的所为都有包括钱的味道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■我知道，从社会现实和潮流上看，事实上钱可能是第一位的，创收赚钱也是律师们常议论的话题，但是一旦把这个问题议论透了，可能会一下醒悟，以钱为本的生活很可能是人类对于生活的一种误解，一个人真正的需要，除了钱还有很多东西。像我们用的美国顾问公司、律师们为什么都成了义务劳动者，也就是书中提到的义勇军，他们甚至能达到了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、以至于有命卖命的地步，我觉得大家内心都有一种情感，而且可能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在起作用，我相信人们还是崇尚情感的。比如寻求公正，这就是一种人类共同的情感。
□能谈谈您打完这个官司后最深的感受是什么？
■中国从自闭到开放，有一个和世界的文化相磨合的过程，但长期的自闭症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迹，体现在和外国打各种交道的中间，我发现中国人在和外国人接触时有一种很强的自卑感，可是在打一些交道时，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傲慢。我很痛恨这种心理，我特别觉得人就是人，人应当有一颗平常心，国籍不同、地位高低，可能造成生活差异，但不应当有人格高低和自尊强弱的区分。能以这种平常心对待一切生活，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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